公民记忆・中国2022

2022年，中国每个人都好像被卷进历史的漩涡里。我们见证了疫政之恶蔓延到所有人身上；体会到个人命运越来越失控，除了“防疫”、“清零”，日常生命议题变得毫无意义……先是漫长的“封控”、“静默”，又在岁末感受历史的“加速”。

2022年，亦是1989年以来，海内外抗争运动的新纪元。四通桥事件之后，海外华人在全球的抗议运动一波推一波，国内也爆发白纸抗议，两者遥相呼应，对极权至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震撼，也成为促进“清零”政策突变转向的因素之一。这一年，时局变幻，令人眼花缭乱，无所适从。

从案头到街头：双重历史责任下的抉择

讲述者：K，北京，媒体人，参与了北京的白纸抗议运动。

今年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用政治来解释

防疫带来社会静态，也导致思想层面的静止。

对我来说，上海疫情可以说是第一块倒下来的多米诺骨牌。当时觉得有很多想说、想讨论的东西，但却不能做任何事。这是我心中今年最早积累起来的怨气。上海和北京一样，象征意义太大了。它（防疫上）的幻灭，让市民阶级有了很大的一种恐慌感。

整个上半年我们经历了铁链女事件，又沉浸式经历了精准防疫的崩塌；到下半年，经历了“二十大”的前期，所有问题都要让步于政治稳定。所有新闻工作者都能感受到这种痛苦：没什么新闻可做。十月份除了要感受疫情一天比一天差，还有就是所有采访对象的拒绝。大部分人用不说话来“防止自己说错话”。

我发现，无论报导主题与政治是否有关，全国各地的受访者不管是官员，还是普通人都是选择闭口不谈。你会觉得社会很静态。当真正感受到社会的这种静态时，我会感到恐惧，一种很深层的负能量。它不光是防疫带来的社会静态，也是思想层面的静止。“好像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在等。”

每天有大量的关于“二十大”人事的政治传闻出现，除了这些传闻能吸引人之外，我发现没有什么事情可做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我了解到的很多企业因为防疫政策在缩减（人员规模）。而且因为“二十大”，企业宁可这几个月什么也不做，一直在等“风向”。

但最后等来的是最臭、最不体面的结果。如果连表面上的体面都维持不住，大家就会怀疑习到底是弱到了什么程度。

当我看到这样的结果，大约经历了一个月的挣扎——想要改行。当这样的结果出来后，所有人至少会想象未来的十年会是什么样的，有什么样的预期。我看到的是一片黑暗。在可见的未来里，我只会被这种宣传机器折磨，无法再在这份职业里得到我想要的一种实现感。

我想到最可行的职业是当一名厨师。至少“吃”这件事情，还无法完全政治化。“我在观察这样的宏大叙事里不再感受到意义的时候，我只能去寻找那个最不可能被政治化的东西。”

以下是关于我在抗议现场的叙述：

上街参与抗议是我从未获得过的一种权利。

其实国内看到“四通桥”抗议的人还是比较少的，因为相关信息很快被删除。我在北京其实没有太大感受，不认为民众会把彭立发当作是一个勇士，或者他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。

很多人寄希望于体制能够自己进行良善改革，这种希望的前提是不触碰到底线。而彭最重要的那条诉求可能已经碰到了这个体制的底线，体制里或者泛体制的人看到这样的标语也许会有些反感，他们不会马上想到这个人做了多大的牺牲，相反，他最大的感受可能是：“世道要乱了”。

我在游行中听到有人喊“释放彭立发勇士”，但无人跟喊。我在现场观察，很多人是疑惑的，可能一方面疑惑于为什么要喊他的名字，另一方面很多人并不知道彭立发是谁。他在国内并没有真正被符号化。即使现场有人跟喊了彭的抗议标语，但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这句话的来历。

我在现场的观察也消解了舆论对所谓“抗议是由境外势力煽动”的一些污名。现场非常无组织化，大家没有统一的诉求和表达。北京本地人很“贫”，他们会用一些搞笑的话来消解游行的一些尴尬，大家喊完一句不知道再说什么，或者就被几句笑话带过。

现场有很多不同的人。有一部分人有政治诉求，他们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自由，包括选举自由在内的诉求；但一旦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诉求，另一边就会有人说我们不要谈政治。后者在现场是更大的群体。他们可能只是对防疫有很多不满，但不敢有更多的诉求。整个场面非常和平，我感受到北京警察一开始并没有接到要抓人的命令，他们只是让便衣把人群驱散，没有起冲突。甚至可以看到便衣一方面在驱散人群，警察在一边和人群聊天。这是北京相对独特的一种景观。

北京警察很克制，他们的策略也很聪明。他们通过增援从两侧把人群夹住，告诉大家往前走、不要堵在路上；把大家推到十字路口后，通过便衣把人群切成四份，让大家不要堵在路口。分化完之后，再安排便衣去小的人群内部“冲”，边冲边喊“走咯走咯”，再把小集体给冲散，好让小群体的聚集能力削弱，以此把人散开。

后来在干道两边，人们一字排开。警察没有办法再驱赶人群，很多路过的车辆鸣笛支持。但在那个位置，如果人群中有人喊了超过反对防疫政策以外的诉求，就会安静得很快，不是很有人支持。“虽然令人失望，但这是北京抗议的基本面。”

现场其实没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口号，大家各有各的诉求，不够鲜明。

我不担心秋后算账，当天晚上本来犹豫要不要公开发布一些信息，但后来还是发了。参与这件事是因为我敢于参加，我是一个公民，“我凭什么不能参加”。

上街参与抗议是我从未获得过的一种权利。有人当天晚上看到消息后问我能不能转发，会隐去个人信息，我看了还感到有点生气，“怎么这么憋屈啊”。我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做了，如果有人要追究责任，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。

自那以后我收到了很多来自同事和单位的关心，大家来确认我的安全，但没有人指责我。在我告知家人后，他们对此都表示支持，认为年轻人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。

乌鲁木齐发布会上官员的高姿态让我感到恶心，我需要对此做出一些回应。

我明白在乌鲁木齐那样一个敏感的地方，要做出抗议需要多大的勇气。最终抗议在乌鲁木齐爆发，也反映了防疫让民众有多失望，才会让一直很温顺的中国人走上街头也。乌鲁木齐的抗议也让我自己反思，如果我这种有职业理想的人都不敢走上街头，那还期待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做一点努力？那一刻我是有一些使命感的，可能是职业带给我的，同时我也被新疆的抗议所感染。

新疆的事情让我最不能接受的是：防疫措施阻挡了消防救援。这也是三年来被反覆讨论、最无法被允许发生的事情，也被无数的人讲过。另外，乌鲁木齐发布会上官员的那种高姿态，体制的那种骄傲让人愤怒。我感到恶心，我需要对此做出一些回应。

我没有觉得如果因为这个事情被捕，会有什么。我想像如果到了警察局，他们会给我什么罪名呢，非法集会？我也不是组织者。如果以国家安全名义指控我，我当场也没有喊什么“越界”的口号。如果我的职业是以这样的拘捕而告终，我会感到光荣。等我老了，想起自己的这段时光，我会是满意的。

现场有很多尴尬沉默的时刻。我没有勇气去开启一句口号，在那个时间去快速地思考并尝试带领大家，这是我回头想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很懦弱的一点。

现场有很多女孩子，一眼看上去就是大学生的样子。当其他北京本地的男孩子还在那里消解这些口号、“耍贫”的时候，有很多女生很勇敢地站出来，去提了很多大家心中想的那些口号。如果说什么是值得称之为勇气的话，那几幕是触动了我的。我会觉得有些羞愧，当时应该以更加公开的姿态去声援，我绝不应该藏匿什么。

最早在步道上的时候，有人喊了一个关于核酸的口号，有一个北京男生就耍了一个小聪明，开始喊“我们要做核酸”，以这种戏谑的方式很成功地带起了很多人这样喊。明明我们所在的场地是祭奠的核心区域，最开始的氛围是非常肃穆的。大家手上拿着白纸、蜡烛，有人讲了这些天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对此表示哀悼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认为他们讲这些话是不合适的，然后大家笑成一片也是让我很难受的。这会让我觉得，我参加的到底是什么。

▲ 插画：王春兰。

有个看起来像大学生的女生是最早开始喊“不要核酸要自由”的，另一句是“释放上海被抓人士”。这两条口号其实是当时主流的声浪，但一开始，是在一种尴尬沉默的氛围里，听到一个涨红了脸的女生喊出来的。有些男生可能会主观地认为自己更懂政治，“很油腻”，没有办法很严肃地对待我们正在面临的政治议题。女生是受到这种结构性问题的迫害的，而一些男生并没有实际地感受过这些政治议题带来的危机感。

今年是失望的话，明年就是悲观。

中国所有的议题都绑到了防疫方针上。

如果它不改变，大家便没有办法做预期。

我要在国内做新闻，本来就没有期待有一天能在国内得到那么大的自由，这是一个很务实的想法。我们能够乐观的是，当局有自我调节的能力，或者做相对聪明的事情。前两年生活在北京其实是能够感受到“精准防疫”之红利的，只要民众配合，日子就不会过得太难受。

而我当下最大的难受是，它在蠢的道路上无法停下，它不停地在做蠢事。我在工作中发现，两年前记者就在问政府（为今后的疫情形势）提前准备了什么，而政府至今仍然没有提前性的准备或者计划。

“它不为结束一个非正常的状态而想一个预案。”我们作为公共政策的观察者，是没有办法想像这种愚蠢是怎么造成的。当然有人可以简单地用政治因素来一笔带过，而我对这种蠢则不屑于去解读它。

它前期把大量资源用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上，比如核酸，而政府三年来什么准备也没做，反而把地方财政都掏空。

尽管目前大家已经做了很多抗争，但是以我对中国政府的了解来说，从行动层面来看放开是没有时间表的。既然没有时间表，那么政府要放开，它就一定不会以大家想像的形式在特定某一个时刻放开，而是会以一种最差的情况放开，一种“崩溃式”的放开。这种“崩溃式”放开的结果很可能是两种苦我们都要吃——不光是封控之苦，还有死亡的苦（此次采访是在“清零防控”政策放开之前）。

目前的中国社会，在解决防疫问题之前，没有别的议题可以通畅地讨论。当你讨论别的，马上就会陷入到“这有什么意义”的思想困境中去。

不管是作为内容生产者，还是看读者对作品的反馈情况，大家慢慢地不再关注一些议题。因为这些都需要建立在防疫的方针能给人们一定的预期的情况上，人们才会对一些特定的议题产生兴趣。

防疫方针在这三年来总是强制地扭转大家的预期，改变大家的计划，以至于很多人在防疫有确定性之前，不乐意有更多的计划，因为这只会让自己失望。很多二三线的城市，政府财力都被防疫掏空了，这种情况下，人们还指望它能做其他什么事情，不可能。在其他诸如教育等公共政策上，也不会有什么有意义的改变，而政治层面就更不用说，“法治建设”等，只会往更差的方向发展，这个也是大家可以预见到的。中国所有的议题都绑到了防疫方针上，如果它不改变，大家便没有办法做预期。

“今年是失望的话，明年就是悲观”。这次参加集会对我而言在能量上是有恢复和补充的，但不代表我对职业和生活的预期有变好。

我一开始参加面试的时候，上级告诉我单位不会做长远发展的考虑。在这样的夹缝中工作，带着这样的预期，我的工作可能随时就会变得不值得再做，这个改变随时都会到来，只能说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做点有意义的事。

离开是为了不再回来：一位跨性别者决定寻求庇护

讲述者二：王，长居东北，跨性别者，这个冬天离开中国寻求庇护。

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

其实都没有被当成人来看

大家都在失去人格权

“二十大”前，我能感觉到我的生活处在正常的轨道上，我对往后的生活、发展是有信心的。本来计划在国内读一个新的专业，为以后的工作生活做打算，有一定的收入，能维持一份生活，这些对我来说就够了。但是十月份后我感觉到这个社会处于一个极端异常和动荡的状态。

“二十大”后，我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正在崩溃，从上到下各级政府不再把民生、行使法律上的义务和权力作为他们的工作指标了。为了完成一些政治指令，政府忽视了自己的其它所有职能。社会发展都在停摆，这种趋势是很可怕的。

我住的地方一直在做24小时核酸，这意味着每个人每天要排至少一个小时的队去做核酸，得到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却会在24小时后“过期”。我甚至会感觉到好像每天要定时去向核酸检测点报道，自己就像被监视的人一样。政府对于人身自由的控制已经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，而且这是全民性的。

其实测核酸这件事情大家已经都感觉到了，我比较担心的事情是“由小见大”：一个国家整体的政治体制之健全、公民的法律意识，从无到有，它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慢慢完善的，但摧毁它只要一个瞬间。而且我也看到国内这个体制的脆弱性，它从法治到无法治，从专注经济建设到不关注经济建设，就是在一瞬间的。你无法控制下一步路径发展的趋势。这是我今年感到非常恐怖的事情。

我们也看到了“二十大”的整个过程，我们过去不会很明显感觉到上层政权更迭是什么样的，但这次我们所有人都看到，权力更迭已经没有一个准绳。有权力的人可以肆意用权力，没有任何约束。习现在就是可以用任何权力去打压对他构成威胁的人。

这件事情让我很绝望，它让我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都没有被当成人来看。我们以前在一些经济比较好的城市，比如北上广，能感觉到每个人至少是有人格权的，但是今年发生的这些事情，让我感到国内不再重视公民的人格权，大家都在失去这个权利。

内蒙古、新疆、广州、郑州等等这些城市封城那么多天……十月份以来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我已经无法再具体一一罗列。我以前只是对此表示怀疑和担忧，但现在我已经不得不相信这些事情（所带来的危机）。

从白纸革命到后来国内防疫政策转变，你其实能感觉到当局用这种转弯式的放开来报复民众，它告诉你，你要闹的话，我要让你看到闹的后果是什么。它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一方面消耗了自己的公信力，另一方面又以此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力。这是非常没有人性的行为。

铤而走险出来寻求庇护，是因为在国内的状态已经无法再支撑我继续生活下去了

国内不少LGBTQ人群其实是有一定脆弱性的。经济波动、政治运动再加上疫情对健康的威胁，这些浪潮对性少数人群的冲击力是很大的。我在这个过程中心理状态急遽恶化。这个时候我向家庭求援，但家人并不能理解这些事情。这也是很多性少数人群与家庭之间经常遇到的矛盾。这个固有的矛盾被逐渐放大，导致我处于一个更加孤立无援的状态，“我已经到了一个要住院的地步”。

▲ 受访者自制讣告。

然而如果要治疗的话，我无法看到治疗的前景，它只能说稳定我的状况，无法使我真正好转，再加上大环境的影响，未来可能会更加艰难。我能看到这个很不好的趋势，它可能会把我引向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。

我一开始和家人讲想自杀，但家人不理解，以为我只是在闹他们，他们就很抗拒和我去沟通。我和家人说自己可能考虑偷渡去欧盟，如果走边境不知道到时候是死是活。父亲对此回应说哪怕这样出去也比在家里躺着要强。我不知道他是出于生气而这么说，还是对我已经没有亲情，这些事情让我对他们不会再抱有任何期望。

“偷渡”只是我的plan B，而我的选择是“跳机”：在某个国家中转的时候直接就近申请庇护。

我认识到的朋友想跑路大多会走合法的途径，各显神通，很少有人和我一样铤而走险走这种途径。因为在国内的状态已经无法再支撑我继续生活下去了，我甚至不能再看书了，而且还有自杀倾向。更糟糕的是，由于跨性别的身份，在申请签证的时候也会更容易被判定有移民倾向而拒签。

▲ 受访者所居防空洞。

像通过出国留学等途径出来并不是一个大众化的选择，它需要家里的支持。在2021年的时候我决定走性别置换的医疗程序，从此之后家人基本上与我决裂，我感觉我和家人的关系已经是一种divorced（分离）的状态。

国内的环境对跨性别人群有一种系统性的压迫，它不仅仅是在社会层面上有恶劣的政策，让我们得不到保护，比如说之前有跨性别人士在商场被杀害，而当局选择直接封锁消息，这些都让跨性别人群不断被边缘化；媒体对我们的报道也有很严重的污名，它已经到了一种迫害的程度。一些弱势、边缘群体因为这些事情可能会丧失生活的能力。

我对“二十大”的结果不是没有过预料，我只是觉得最坏的想像应该不会成为现实。然而无论是上层建筑的最终构成，还是它的政策对社会造成的影响，都比我最坏的想像要更恶劣、更坏。

我希望明年在这边能有收入，申请学校的预科班和学习语言。但如果在这边融合得很困难的话，我可能也面临精神上的压力和自杀的可能性。这一切都很难讲。

（补充：王目前在难民中心等待着明年的庇护申请听证程序。笔者与ta的通话背景中时常传来乌克兰难民儿童的哭泣声。）

隔离点上的心理工作者：我是助人者还是维稳工具？

讲述者三：P，心理咨询师，驻点在某隔离酒店工作3个月余。

我的工作是：筛查心理疾病，预防意外发生

我当初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，招聘信息里写的岗位名称是“隔离酒店心理咨询师”；但来了之后发现，我每天的工作和心理咨询其实没有很大关系，主要还是筛查心理疾病和预防意外发生。

对于被送来隔离酒店的人，我们需要评估其在入住前有没有精神病史、自杀自伤史等。如果有的话，就需要特别关注一下TA的动态，比如看看TA最近一周精神状态、情绪、服药情况如何，有没有发病的可能性，以及隔离的环境会不会让TA觉得太焦虑等等。如果TA们来得匆忙没有带药，我们会去与相应的医生沟通开药。

隔离酒店确实是有一些让人应激的状况。我们酒店组的阿姨在送餐时会拿一个小锤子敲门，那个锤子前端是一块橡胶，敲起门来就会梆梆梆特别大声。之前我跟隔离人员做心理评估，打了五六十个人的电话，大概有十个人投诉说敲门声太吓人，早上是被惊醒的。普通人都会被吓到，对于有焦虑症或双相精神障碍的隔离人员来说更可能是应激源了。

还有一次，我穿着防护服去查房，例行看望有心理风险的隔离人员。到了房门前，我先看了一眼手机消息，一时没有出声，结果里面的住客正好开门丢垃圾。看到我在门口，对方吓了一大跳，整个身子往后缩同时大叫了一声。我赶紧道歉，说明我是来查房的——本来突然有人一声不吭在门口就很吓人了，看到穿着防护服的我站在那里，还可能会误以为自己转阳了而更加恐慌。

之前也是有发生过紧急情况的。曾有患精神分裂的隔离人员从阳台攀出房间、爬上了楼顶。但这样的危险状况就不是我们能介入的了，大部分时候会派安保人员来处理，领导们也会密切关注着。

▲ 插画。

我对这份工作的理解是，它提供一定的福祉保障，为心理状态不佳的隔离人员解决困难，尽可能避免其在这段时间内遭遇创伤。但是，在这片土地上，这一意义更多体现为“维持各项制度稳定运行”的目标。我想起之前某精神专科医院的医师开展培训，说哪些患者是高风险、哪些是低风险；医生、社区、警察形成的网络会怎样管理这些人云云。如果人被叙述成了“需要管理的风险”，而不是有能动性的生命，何谈去帮助和关怀呢？

从服务隔离人员的工作者成为隔离人员，就在一瞬间

每个隔离酒店会根据居住情况分为高风险区（隔离人员+接触隔离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区和居住区）和低风险区（不接触隔离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区和居住区），我们分别叫“红区”和“绿区”。在绿区的人就比我们自由很多，可以每天回家；但是在红区，我们需要轮值上班，上班期间是在酒店里完全封闭的状态。在轮休之前，还得先在酒店里隔离一段时间才能出去。

所以这个逻辑就是：你在红区待过了（哪怕你是来上班的），你就是有风险的人员；需要经过和其他隔离人员一样的隔离期才能进入社会面。那时候的隔离生活就也和他们早上做核酸、领盒饭的流程是一样的。从服务隔离人员的工作者成为隔离人员，就在一瞬间。

但有意思的是，自防疫政策放开后，我们从轮休前需要隔离、变成了返岗前需要隔离。此前是从“高风险的红区”进入“低风险的社会面”，但现在政策放开后，阳性病例激增的社会面反而是高风险的了。

我这几天轮休结束了，要去另一个隔离酒店住。我跟其他同行朋友说了之后，听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词。TA说TA也是，在外面轮休完，回去上班之前要先去规定的隔离酒店“净化”。这是什么说法？！我实实在在地被这个词给吓到了。

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有很多小组分工，大概有安保组、后勤组、转运组、医务组、酒店组，他们保障了隔离点医疗检测、生活服务的运转。也有街道层面的一些书记、委员、科长都会派到我们这边来作为驻点干部，但不会和我们接触，他们派驻在低风险区，我在高风险区工作，所以也不太清楚他们具体在做什么，可能就是天天开会、战略部署吧（笑）。出现阳性病例的话，他们就需要上报、监督等等。有些特殊情况可能需要关注，比如有的人情绪很不好，或者有的隔离人员非要在隔离点抽烟，我们又是不给抽烟的，人就会在那“闹事”。这样的事情领导就会跟进一下，不然出了事儿还是得TA负责。

我也听说，有隔离点收到了在逃的犯人。有人被带过来隔离，一筛查信息，发现是犯罪人员，驻点的公安人员就直接抓走了TA，连隔离都不隔离了。所以按这个逻辑的话，关在这里的人们是不是原本也没有必要隔离呢？

政策变化之后（编者注：指12月7日中国国务院发布针对疫情的“新十条”），因为我们是接本土的隔离人员，就慢慢地不收人了。现在隔离楼层住着的只有阳性的工作人员，原本的隔离人员都已经解除隔离了。

我从别的酒店工作人员那里听说，有份文件上写着我们隔离点的名字，说要撤点，但这份文件又没有发到我们手上。所以有人说一时半会儿也撤不掉。传来的消息一天变一个样。

▲ 插画。

在“临时的隔离点”，做“外包的志愿者”

我之前在社区担任派遣性质的心理咨询师，但是岗位属性比在隔离点要模糊得多。我可能是一个调解员，也可能是一个社工，很少时候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咨询师。我会被叫去派出所“处理案件”，需要去别人家里走访，需要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活动，需要出去发传单，需要协助其他同事……偶尔的偶尔才会接个案咨询。今年我也有参与社区核酸点的协助工作、接听防疫热线等等，需要回答来自市民关于防疫的五花八门的问题。当然这一情况在不同的社区会有所不同，有些咨询师可以专注在咨询和讲座服务上。这主要看你的领导究竟能不能认识到很重要的一点：心理咨询师是一个专业岗位，而非什么差事都做的万金油。

在隔离点就不同，每天要做的事情很明确。工作内容包括跟隔离人员电话联系、查房等等，很刚性，但做完这些之后就可以自己安排时间。

隔离酒店的项目是由政府外包给社工机构，再由机构招人的。我们跟机构签的是“志愿者协议”——不是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；我们的工资也不能叫工资，是“志愿者补贴”。协议把他们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，比如你因为工作的原因感染了新冠，这跟他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；或者跟工资有关的劳资纠纷，这些东西也不受劳动法保护。这些就白纸黑字地写在上面。也有朋友和我说这种协议在法律上是无效的，但是我又能真的去告TA们吗？

但这又比我之前在社区的时候好多了，那时候（跟我签协议的机构）还会拖工资；在隔离酒店，工资每月会准时到账。我这个机构平时做事做得还可以，会有定期的督导，也会有节假日补贴的款项，每个月发一点慰问的东西。所以协议上虽然写了那些话，但他们这边也不会主动引发什么纠纷，就是这个机构既有良心又没有良心——它先把责任抛干净了，但又不会让你工作得太不愉快、遭遇不公平。

这些机构是招标竞标过来的，所以经常会换；我们个人可以不离职，下一次政府招了别的社工组织负责这个项目，那么直接跟新的机构签协议就行。咨询师本人并不是跟着社工组织走的。

所以有些咨询师就会在某个隔离点驻扎了特别久，这已经成了TA们长期的稳定生活。还有些人来自外地，就算轮休也没有其他住所可以住，可能就会一直住在隔离酒店里。说起来隔离点是“临时”的，但它又确实成为了许多人的“常态”。

日常还有无数个像主任这样的角色在盯着我

我在十一月有比较密切地关注全国抗议行动。当时感到热血澎湃，吃惊于原来在国内也可以这样做。但我同时也很担心大家的安全，因为听说那天晚上有出动武警，街上有很多警察。我也会想到当年的那个事（编者注：六四天安门事件）。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，在油管上看到了关于“那个”的视频。当时还跟我的室友讨论了一下，觉得（镇压）很不人道、很恐怖，是一个被不择手段捂住的事。

对于走上街头这件事，我很高兴看到朋友圈里还有人在行动，比如举牌、举白纸，说自己有被请去喝茶但现在已经出来了。TA们好像在提醒我：我的良知不能泯灭。我会愿意传播、声援，也会想叮嘱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，也要提防街上遇到那种咸猪手男。

但我仍然对人挤人这样的场面感到害怕。首先是害怕发生踩踏的危险——当时梨泰院的事件发生不久，国内某城市也有做核酸发生的踩踏事故。其次，我本能觉得它有很多不可控因素，可能没有很好的组织性纪律性——好讽刺啊，我竟然在一个“反抗大爹”的行动里寻找组织性、纪律性。

我没有去和行动者朋友们开启对话，总觉得好像只有我也参与到行动中、也成为一个行动者、拥有一些经验之后，好像才能真正和他们对话。

行动者，在身体和政治上要面临的危险都太大了。我大概已经有所退缩、变懦弱了。我想要更安全地做这些事情，但这要做的事情就不是一个安全的事。这两天，很多人的微信号因为转发了被抓捕者的声援，就被关小黑屋封禁了两天；如果是我的微信号出了事，失去和微信列表的联系，我的工作就会因此产生断联，也可能被追问“你怎么突然微信就封了？”我会不知道如何作答。或者哪天情绪上头没有将朋友圈分组、分组不合适就发了，被同事看到之后举报怎么办？我感到无比挣扎，很多时候停在编辑朋友圈的页面就不动了。

很痛苦。我自己也有寻找心理咨询师。和我的咨询师聊起来就会狂哭。我能逐步体会到，我那些退缩的、懦弱的感觉，和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——被禁锢一隅的空间、严格的出入管理制度、命令式的工作规定、自由度更低的工作内容，以及看似灵活、实则被工作群消息占满的时间。比起在社区工作时，这些疫情时代之下的限制感，在隔离点里被放大了许多倍。在这里，我时常感到无能为力。

我很明显感到我的保守转向。在大学的时候，我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觉得“这有什么不能说？凭什么不能说？”以前在学校里办性少数平权相关的活动，会面临来自体制的压力——某个主任说不给办你就不能办了——那我们出来办不就好了！到了现在，我觉得这个主任虽然已经不在我的生活中了，但日常还有无数个像主任这样的角色在盯着我。

我之后希望搞两个微信号，一个就用来发更想发的东西，在言论上争取一些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自由。但行动上——能做些什么呢？我会想改变，但我也很明显感到进入社会之后受到的规训，我如果更多地参与社会行动，那我的岗位很可能是会被动摇的；在这种平衡之下，我还是选择了对自己更有利的位置。

我不得不同时作为受害者和施害者

这样下来，我对这份工作有强烈的不齿。我觉得我很显然成为了一个叛徒，现在跑进了这样一个体制里面，有时候也不知道究竟是在助人，还是在助纣为虐。

之前有一个隔离的女孩是双相患者，跟我们说她受不了自己一个人住、被关在只有一个人的房间里。我跟她打电话安慰了很长时间，也表示我会尽力帮助她、会给她链接种种资源，再尽量给她一些情绪上的安抚。通话结束后，我正在整理她的情况和诉求准备跟其他小组沟通，她又回拨给我，说她好多了，谢谢我的帮助。后面我们也有一直跟她对接她需要吃的药，会安排人定时定量送上去，这个女孩儿就非常感谢我们。

她说：“我觉得隔离点都是很可怕的地方，很复杂、不讲情面；但你们这样让我感受到了温暖。”

然后她就开始感谢国家、政府、还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……最后还写了封感谢信给隔离点。这个发展方向是我完全不想看到的，我确实帮助了一个人，但我是代表国家机器，在权力末端传递了这样的善意，给了一份安慰剂。这个女孩把我视为制度或官方的一部分，通过和我具体的互动对体制产生了信任，但对于我来说，我并不信任我背后的这个体制。

而且相反，我在这里工作，有时候恰恰是抱着这个制度实在太糟糕了的想法：我不能将这种糟糕延续到人们身上，我想做点什么来改善大家在这种大环境里的体验。但这是我个人的善，而非体制的；我却因为处于体制里，而成为了其中一个微缩的代表，令别人把我的善泛化到了制度身上，进而愿意去服从这样一个“善”的制度。于是，我忍不住想：我是不是在帮助这个制度运转下去？

我似乎在被强奸，同时也在强奸别人。被权力控制的痛苦因此会变得说不出口，我不是“完美的受害者”。

▲ 插画。

“维稳”一年，我似乎也变得止步不前

疫情期间，网络平台上的心理求助增长量是很大的。这些平台做得很综合，可能提供在线提问、热线、倾听陪伴、心理咨询等等资源，也会及时科普一些心理防护指南。我觉得这是大众认识和应对心理状况很好的途径，对于心理咨询进入大众视野、去污名化也很有帮助。但是网络咨询迅猛的发展，也让我觉得有些许不安。心理咨询工作是有门槛的，这是一个私密的、具有保密原则的工作。如果工作者不专业，甚至违背伦理，寻求咨询的人感到了不适，这是更难向外界表达和曝光的。当下的心理服务需求暴涨，如果网络咨询师的入驻没有明确的门槛和监督，那是很糟的结果。

就心理咨询本身来说，它仍然是很重要的面对自己的方式。我觉得，如果我没有接受心理咨询，那种难受的感觉会一直存在，但是可能被我内化、合理化，或者让它模糊下去。这种不适不会很强烈，但会让我抑郁，没有足够的干劲去生活。做了心理咨询之后，痛苦会加倍，但意识会变得清楚：我清晰地知道是什么东西让我不舒服、我到底有多不舒服。我觉得意识到这些的时候，我的确定感增加了，这会让我好受一些。

今年我在社区做了七个月、在隔离酒店做了四个月，工作内容基本都是在维稳，没有什么发挥创造力的空间。从大环境的社会、物理空间和心理层面来看，我都感觉到了很多制约和禁锢，这些都让我变得更加瑟缩。

当初我找心理咨询师做咨询是希望了解，为什么我很难踏出这个阻滞我的空间，很难迈进商业化运作的组织。

我目前的工作岗位应该也快要消失了吧，我需要重新考虑职业发展。如今又要重新面对是否迈进、如何迈进残酷的商业世界的问题了。

今年是我行动特别缓慢的一年，我感觉自己几乎没有什么成长。关于我的咨询流派，我一直说自己是人本主义流派的。去年了解到了女性主义疗法，一直想学习更多，但是却搁置了。这和我今年一整年的状态有关系。但我仍然对女性主义流派是有向往的。目前，我找了一位女性主义流派的督导师，希望能缓慢但持续地在我的心理咨询师道路上前进。（讲述者注：督导师是具有督导资格的资深咨询师，带领受督咨询师成长，提供专业上的监督和辅导）

只是要说对明年有什么期待……说实话，我已经不敢去期待了。